那会儿，我们家过着一种既拮据又时刻准备着暴富的生活。
父亲总是穿着那件洗得领口松垮的速干衣，但他谈论起碳板跑鞋和最大摄氧量的语气,就像是在谈论持有了十年的 A 股股票。每到周日，父亲总要带领全家去金银湖公园的塑胶跑道上散步，那是我们家的宗教仪式。
父亲会背着手，看着跑道上那些呼啸而过的身影，神情庄重地提起那位远在云南高原集训的亲戚–我的叔叔 Runner。
叔叔原本叫日勒 (Rile)，就像你们听过的那个倒霉的吃牡蛎的于勒（Jules）一样，他也是全家的败笔。但他早年就把名字改成了 Runner，父亲说，这是为了和那个没出息的哥哥划清界限，也是为了彰显一种国际化的精英气质。
对于我们家来说，Runner 叔叔不仅仅是一个亲戚，他是我们全家通往”装备自由”的唯一指望。
据父亲说，Runner 叔叔在高原的训练极其刻苦，他的全马成绩已经稳定在了 3 小时 05 分，距离那个神圣的”破三”（跑进 3 小时）只差临门一脚。
“只要 Runner 破了三，“父亲总是满眼放光地对母亲说，仿佛已经看到了成堆的快递盒，“那些运动品牌就会像苍蝇一样围上来。那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跑者’了。顶级的碳板鞋会一箱箱地寄来，千元级别的压缩衣随便穿，甚至连那个贵得要死的能量胶，我们都可以拿来当果冻吸。”
为了迎接这个辉煌时刻，全家都勒紧了裤腰带。母亲不再买水果，把钱省下来给远方的叔叔寄去买进口蛋白粉；我也不再买新文具，因为父亲说，等叔叔进了那些品牌精英训练营，我也能分到一双顶级的慢跑鞋，那是多少同学羡慕不来的荣耀。
每当有快递员敲门，父亲总会心跳加速，以为是品牌方的赞助到了。虽然每次来的都是拼多多买的廉价肌贴,但他总是自我安慰：“快了，等叔叔这个赛季破了三，一切都会有的。”
终于，机会来了。那是著名的”无锡马拉松”，国内跑者的朝圣地，也是各大品牌签约精英的角斗场。父亲决定带全家去现场，说是去给叔叔加油，其实是想在第一时间接管那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
赛前那天，我们去了马拉松博览会。父亲特意换上了一双擦得锃亮但在鞋底早已磨平的跑鞋，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我们要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的“精英招募区”。
“看，就是那个展台！”父亲指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展台，上面写着“精英集结、装备全包”。
父亲整理了一下那件有点起球的运动外套，带着一种债权人的威严走了过去。那里站着几个穿着亮色背心、小腿肌肉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年轻人，神情冷漠而高傲。
“您好，”父亲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个内行，“我是 Runner 的哥哥。我弟弟这次无锡稳破三。我想问问，签约合同是赛后签吗？装备能不能先拿一套？”
他说出“破三”这两个字时，语气特别重，仿佛那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然而，那个负责招募的年轻人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露出谄媚的笑容。他正忙着给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神递水，听到父亲的话,他只是微微转过头，用一种打量乡下穷亲戚的眼神，扫视了一下父亲那双过时的跑鞋。
“破三？”年轻人挑了挑眉毛，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露出一种带着淡淡忧伤的讽刺，“大叔，您看的是哪年的日历？”
年轻人指了指身后一张不起眼的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入选标准：“现在碳板鞋技术这么好，赛道这么平，破三的大爷遍地走。想要全套装备？那是 240（2 小时 40 分）的事。想要进战队混个名额？那门槛也早就提到了 250。”
“2……250？”父亲的声音开始发颤，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比他自己跑完五公里时还要难看。
“对，250。”年轻人无情地吐出这个数字，像是在宣判一个死刑，“现在破三只能算入门爱好。也就是个“健康跑”水平，自己买鞋穿吧。”
那个数字像一记沉闷的耳光，抽碎了我们全家关于“装备自由”的所有幻想。250，那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门槛，是 Runner 叔叔这辈子连车尾灯都看不见的高度。
父亲僵硬地站在那里，那一瞬间，他仿佛老了十岁。他不再是即将拥有赞助商的精英家属，他又变回了那个买不起顶级跑鞋、只能在梦里意淫的中年男人。
“那……那有没有那种，”母亲怯生生地插嘴，声音小得像蚊子，“发一双袜子的标准？”
“阿姨，袜子现在的门槛是 255。”年轻人不耐烦地转过身去，“别挡着后面的大神领装备。”
就在这时，我在博览会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人。他躲在赞助商巨大的广告牌阴影下，坐在地上啃着自带的干面包，脚边放着一双鞋面已经磨破的跑鞋。他看起来又黑又瘦，脸上写满了沧桑和长途硬座后的疲惫。
那是我的叔叔 Runner，或者说，日勒。他没有光环，没有赞助，只有一脸的尘土。他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去年的完赛成绩证书，正试图把它抚平。
父亲眯起眼睛，借着展台的灯光看清了那张证书上的数字：3 小时 05 分。
那是叔叔这辈子的巅峰，是他用来以此为傲的资本。但在刚刚那个“250 才是门槛”的宣判面前，这张旧证书就像一张废纸，上面记录的不是荣耀，而是我们全家“装备自由”梦的死刑判决书。他正拿着这张证书，似乎刚被另一个展台拒绝，连一双试穿的袜子都没讨到。
父亲惊恐地收回目光，仿佛那张证书是一张传染病的确诊书。他猛地拉住母亲的手，急促地低声说道：
“那是…… Runner 吗？”母亲迟疑着问，他手里拿着成绩单，是不是…..
“不！那是日勒！那个没出息的日勒！”父亲低声吼道，声音里带着一种梦想破灭后的恼羞成怒，“那是去年的老黄历！305！有什么用？现在连双袜子都挣不回来！还要我们倒贴路费！快走，去那边买那个十块钱三双的打折袜，买完赶紧回家！”
我们快步走开了，把那个瘦小的、还在对着旧证书发呆的 Runner 甩在身后。父亲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把那块为了撑门面而特意戴出来的华米手表摘下来，揣进了兜里。
那天回家的船上——哦不，高铁上，父亲一直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从兜里掏出那双十块钱买来的袜子，长叹了一口气：
“唉，这年头，通货膨胀得太厉害了，连破三都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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