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拉松应该怎样赛前体检？

在中国马拉松的生态圈中，体检报告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方面，参赛者的体检报告被一些赛事的主办者视为确保赛事安全尤其是跑者生命安全的重要文件，另一方面，大多数跑者却视之为报名环节中的“麻烦”因素，一些要求提供体检报告的赛事甚至因此影响了报名。

当重马的一位跑者倒在终点前时，关于参赛者的健康安全与体检的问题又一次进入大众视野，也势必会在未来有新的方向。本文以意大利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来作为参考，全文较长，希望大家耐心阅读，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也希望对作为马拉松爱好者的你有足够的启发。

要求跑者提供体检报告的国内马拉松组委会和对此表示支持的专业人士都会援引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数据，“意大利执行运动前心血管筛查（preparticipation cardiovascular screening）政策后，运动猝死的年发生率下降了 89%”。

这个数据来自 2006 年 10 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的一篇医学论文，《实施运动前筛查计划后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的心原性猝死变化趋势（Trends in Sudden Cardiovascular Death in Young Competitive Athlete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a Preparticipation Screening Program）》，作者是 6 名意大利医学专业人士。

意大利是世界上执行运动前筛查最严格的国家。为了降低运动猝死率，意大利卫生部在 1982 年 2 月颁布法令，从 1982 年开始，每年对其国内所有 12 岁到 35 岁的竞技型运动员实施强制的心血管疾病的运动前年度筛查，而且要求所有赛事的参赛人员必须进行相关体检并获得参赛许可。按照意大利法令的定义，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是指在有组织的体育体系中定期进行训练和比赛的 12 岁到 35 岁人群。

这篇论文是基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的全部人口（约 439 万），对 1979 到 2004 年 26 年间发生于该地区的心原性猝死病例所进行的研究，一共跟踪了 42386 名 “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的筛查结果。

该论文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性数据为，该地区运动员的心血管相关猝死率，从1979 年－1980 年强制筛查法令颁布之前的 3.6 次／每 10 万人每年，下降到 2003-2004 年所有运动员都接受强制筛查的 0.4 次／每 10 万人每年，下降幅度为 89%。

这就是意大利运动猝死率下降 89% 的数据来源。

论文还显示，在研究期间，接受过筛查的该地区运动员共出现了 55 次猝死事件（1.9 次／每 10 万人每年），该地区非运动员人口中共出现了 265 次猝死事件（0.79 次／每 10 万人每年），该地区的非运动员人口猝死率在研究期间基本没有变化。

按照意大利的相关法令，筛查的内容包括家族病史、个人病史、体格检查、12 导联心电图。26 年间，共有 42386 名“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接受了筛查，其中 3914 名（占运动员总数的 9%）在初筛中因为阳性被暂停运动。经进一步检查，最终有 879 名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 2%）未能通过筛查从而被禁止从事体育活动。依照 9% 和 2% 的这两个数据，论文指出，初筛的假阳性率为 7%。

意大利的强制筛查法令无论在医学界还是在体育界都不无争议，主要围绕假阳性率、初筛成本、初筛阳性之后进一步检查以区分真阳性和假阳性的成本，以及不可忽略的假阴性率（即通过筛查但是仍然发生了运动猝死）。

更有意见指出，意大利方面猝死率下降 89% 的数据固然可观，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1980 年之前的猝死率过高造成的。

前述意大利论文发布之后，美国的 5 名医学专业人士撰写的论文《1980 年至 2006 年 1866 例美国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猝死分析（Sudden Deaths in Young Competitive Athletes Analysis of 1866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 –2006）》于 2009 年 3 月在美国心脏学会杂志（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ournals）上发表，文章的结论是，目前美国的数据并不足以支撑是否应该采用全员筛查制度。

该篇论文特别指出，2006 年之前的 6 年时间里，美国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的运动猝死率为 0.6 例／每 10 万人每年，与意大利论文中给出的 1993 年至 2004 年 11 年时间里威尼托大区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经过筛查之后的 0.87 例猝死／每 10 万人每年大致持平。也就是说，美国全国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运动猝死率，比意大利兴师动众进行全员筛查之后实现的运动猝死率还要低。

论文在最后说，美国的年轻运动员猝死事件虽然比早先的预估数量多，但整体而言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参与体育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希望美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强制的猝死报告制度，以完善此课题下的研究，最终实现降低运动猝死率的目的。

随后，意大利和美国的这两拨作者在专业期刊上针锋相对，以“读者评论（readers’ comments）” 的方式发表各自观点，意大利作者率先对美国论文的数据对比方式提出质疑，“美国经验与意大利经验的对比：两国运动员人口是否具有可比性”。美国作者随后发文，题目为“意大利模式真的更有效吗”，直到现在，意大利仍然沿用全员筛查的做法，而美国方面对此则仍然谨慎行事。

2025 年 3 月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网页版发布调查文章，“长距离跑步赛事的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 During Long-Distance Running Races）”，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美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的心脏骤停事件进行了分析。

基本数据为，2010-2023 年共 2930 多万人次参赛，发生 176 例心脏骤停，0.6 例/每 10 万人每年，与前一个十年持平；2010-2023 年的赛事死亡率为 0.2 人/ 每 10 万人每年，比前一个十年大幅下降，之前为 0.39 人/每 10 万人每年。

调查文章指出，美国全马和半马赛事的心脏骤停率和死亡率，从更早一个十年的每年每 10 万人 0.6 人心脏骤停、0.39 人死亡，下降到 2010 年至 2023 年的每年每 10 万人 0.6 人心脏骤停、0.2 人死亡。文章分析说，2010 年至 2023 年的马拉松赛事猝死率一再降低，原因在于急救人员及时介入进行心肺复苏，以及 AED 设备（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大量使用。

与意大利的强制筛查不同，美国体育尤其是以马拉松赛事为代表的大众参与型运动更看重急救在防运动猝死方面的作用。

前文已经提到，在采取相对完善的赛道急救措施之后，美国马拉松赛事在 2010 年至 2023 年的年运动猝死率已经降低到 0.2 人/每 10 万人每年。而根据意大利医学团队于 2023 年 2 月在欧洲心脏病学会（ESC，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的《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上发表的论文“为预防心原性猝死风险在年轻竞技型选手中进行筛查的价值”，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2009 年至 2019 年的年运动猝死率为 0.6 人/每 10 万人每年。

也就是说，美国全国马拉松人口的年运动猝死率，已经远远低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同时期年轻竞技型运动员在实施心血管筛查之后的年运动猝死率。

美国体育界最近几年借由一些轰动性的成功急救案例，推广了心肺复苏和 AED 在心脏骤停事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中最著名的是 NFL 布法罗比尔队球员达玛尔·哈姆林心脏骤停事件，发生于 2023 年 1 月 2 日的一场全美直播的周一夜战。NFL 的大部分比赛都会安排在周日进行，每轮只安排一场周一夜战，都是强强对战，而且这场比赛是常规赛的倒数第二轮，牵涉到多支球队的季后赛资格，因而备受关注。

比赛开始后不久，比尔队哈姆林受冲撞摔倒后短暂起身，然后失去控制向后倒地。球队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判断为心脏骤停，10 秒钟之内便出现在哈姆林身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AED 随后加入，救护车在哈姆林倒地 4 分钟后开至场边待命。急救团队在场地中间施救 10 分钟，然后将哈姆林送至医院继续抢救。一周后，哈姆林出院，7 个月后，重返赛场。

哈姆林心脏骤停事件在全美引发巨大关注，事件第二天所有 32 支 NFL 球队均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为哈姆林球衣，哈姆林在康复之后还在白宫受到总统拜登的接见。2023 年 7 月 12 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体育颁奖活动——ESPY 体育奖将“体育服务奖”颁给了哈姆林所在球队的训练师和医疗团队，颁奖者的正是康复的哈姆林本人。获奖团队集体登台，他们在感言中呼吁公共场所设置 AED，希望每个人都学习心肺复苏。

就在 ESPY 颁奖典礼之后不到两周，7 月 24 日，南加州大学大一新生、NBA 巨星詹姆斯的大儿子布朗尼在篮球校队的暑期训练时突发心脏骤停，这次仍然是心肺复苏加 AED 救回生命。当年 12 月，布朗尼痊愈，首次登上 NCAA 球场，又过了半年，被 NBA 洛杉矶湖人选中进入 NBA。

2021 年足球欧洲杯，28 岁的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发生心脏骤停，这一次是丹麦队的医疗人员和球场急救团队在全世界的直播前上演了教科书般的急救，埃里克森最终获救并在 8 个月后重返赛场。值得一提的是，埃里克森在体内植入人工除颤仪后，由于不符合意大利的运动法令，只能离开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加盟英超。埃里克森目前在德甲沃尔夫斯堡踢球，是球队的绝对主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美国职业体系里的哈姆林，还是美国大学生体系里的布朗尼，还是欧洲职业足球体系里的埃里克森，他们肯定都接受过比意大利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更高级更严格的体检，但最终还是发生了心血管风险事件。仅就这三个个例而言，急救体系比筛查体系更能救命。

更值得思考的是，三个人在经历了生死一线的考验之后，仍然获得医疗许可重新回到对抗激烈的职业赛场，这至少可以说明，职业体育领域出于对急救能力的自信，给予了“心脏骤停”人员足够的宽容度。心脏骤停没有夺走这三名球员的生命，而职业联盟也没有在职业生涯上判处这三名球员的“死刑”。

无论是意大利要求的年轻竞技型选手的强制筛查，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赛事组委会所要求的体检报告，都只要求到静态 12 导联心电图，这一阶段的筛查和体检都不会进行诸如动态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负荷心电图、心肺运动试验等检查。因此，作为体检的第一道“筛子”，12 导联心电图的准确性极其重要，它需要最大比例地筛出可造成运动猝死的心血管风险，而同时又要降低假阳性（即初筛有问题，但进一步检查后为阴性）的比例，而保证这一准确性的，是心电图的解读标准。

前述第一篇意大利论文的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2004 年，就在次年，欧洲心脏病学会于 2005 年推出了异常心电图的第一个识别标准。2010 年，在新的研究成果和更多临床病例的推动下，ESC 以官方声明的方式对心电图的识别标准进行了更新。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首次将运动员由于长期训练而造成的正常生理变化（例如运动员心脏）与病理性的非正常症状区分开来。

2012 年，在年轻竞技型运动员心血管筛查方面有专业造诣的全球顶尖体育医学学者、心脏病遗传学专家、运动心内科医生齐聚美国西雅图，对当时的心电图识别标准进行了再定义，并开展了在线培训教程。

以寻找心原性猝死的病理状态为目的，心电图标准的每一次版本更新，都在保持了高灵敏度的同时，还提高了筛查的特异度。换句话说，新版本降低了假阳性的比例，从而节省了进一步体检的成本，也减少了运动员不必要的恐慌。

2015 年 2 月 26 日和 27 日，运动员心电图解读峰会再次在西雅图举行。这次的峰会不仅有专业医学人士和世界权威医学机构的参与，还吸引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的参与，峰会的两大目的一是基于最新研究和医学证据更新心电图解读标准，二是形成一份清晰的指南性文件，以指导医生发现与运动猝死相关的异常心电图形态。

两年之后，西雅图峰会的成果以“共识声明：运动员心电图解读的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criteria for electrocardi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n athletes: consensus statement）”为题于 2017 年 3 月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BJS，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上发表，33 名医学人士联合署名，包括欧洲心脏病学会和美国、英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挪威、西班牙、德国、瑞典等国的医疗机构以及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在内的体育组织共同表示支持。

这份被称为“西雅图标准”的共识声明以指南的方式帮助医生通过心电图发现运动员潜在的与心原性猝死相关的证据，大幅提升了运动员心电图的解读水平，大幅降低了假阳性的比例，使得更多医生可以更好地解读运动员心电图，从而提高了运动前心血管筛查的效率。

但共识声明同时也提到了心电图的局限性，“心电图可以提示或检测出心肌病、离子通道病、心肌炎和心室预激现象，然而对于其它导致年轻运动员心脏骤停的病因，如异常冠状动脉、早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主动脉病变，心电图则难以轻易检测到。因此，即便心电图得到正确解读，它也无法检测出所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的病症。”

意大利的全员筛查法令虽然经常被国内马拉松赛事作为参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层面上，意大利的法令更多是针对该国参与系统训练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而不是更大规模、年龄更为广泛的路跑参赛人群。前面提到的两篇意大利论文所记录的参与筛查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人数分别是 26 年期间的 4 万多人和 11 年期间的 2 万多人，这与马拉松路跑的参赛规模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具体到初筛中最重要的心电图，“西雅图标准”中专门有一个小章节“精确放置电极的重要性”，指出错位的导线位置会造成测量误差，导致无法检出某些心血管问题，而某些错误则会被误读为心肌损伤。这也说明，不够专业的心电图测量方式有可能无法达到运动猝死筛查的目的。专家共识还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医生专业知识的缺乏限制了心电图在运动员保护中的更广泛应用。”

目前国内部分赛事要求提供的体检报告，基本上就是跑者们每年一次常规体检的心电图，如果按照严格的以防猝死为目标的“西雅图标准”，常规体检的心电图也许并不能证明跑者存在心血管事件风险，也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心血管事件风险。这就是中国马拉松跑者在体检时遇到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因为常规体检并非针对马拉松运动人群，可能会忽略潜在的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但另一方面，跑者要想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赛前筛查式体检也并不容易，部分原因是运动体检机构的缺乏，以及“西雅图标准”专家共识提到的“医生专业知识的缺乏”。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一个马拉松跑者希望在医院完成相关检查，那他很难说服国内医生为他开具相关的检查，因为在医生看来，马拉松跑者是没有疾病的健康人群，而“过度诊疗”对于医生来说并不合规。

确实，不排除部分跑者通过个人途径在医疗机构、运动机构或者通过高端体检自我实现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但是作为一个百万级别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庞大的人口群体，中国的马拉松跑者在国内目前的医疗资源条件下，确实很难完成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

当然，面对运动人群的运动健康需求，中国医学界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中国循环杂志》于 2022 年 6 月发布中国专家共识——“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的评估与监测”，署名为“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血管健康与科学运动分会”，由 5 名医生执笔，专家委员会则汇集了来自北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医三院、阜外医院、安贞医院等全国十几家医疗单位的 24 名专家。

这份专家共识“旨在为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等专业机构提供一套指导群众运动爱好者进行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评估与监测的技术指南，帮助早期识别并及时防控运动相关风险因素”，共识将运动相关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分为低风险状态和高风险状态，将筛查项目分为初级筛查、中级筛查和高级筛查，并最终给出运动推荐或运动警告。

2024 年 10 月，《中国循环杂志》再次发表同一作者的文章“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旨在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实用的运动建议和管理策略。涵盖了运动相关定义、运动处方的基本内容、一般人群与高危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运动建议以及运动时心血管风险的筛查与评估、运动的禁忌症。”

这份医学指南已经超越了仅仅为马拉松跑者开绿灯或者亮红灯的层面，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开出运动处方，不仅针对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给出了运动建议，而且对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病变、心率失常、心肌病、心肌炎、心包炎患者、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和心脏解剖异常患者，甚至对搭桥、支架和心脏移植的术后患者都给出了相关的运动建议。

2025 年 3 月，《运动相关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技术规范》发布，文件的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与前述两篇论文基本相同。上述三篇文章基本上相当于“心血管运动医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奠基性文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新兴学科能够在临床领域实现更多的突破，在开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处方的同时，也能化解跑者作为健康人群在风险筛查方面遇到尴尬局面，并且满足那些具有强烈自我意愿进行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的中国马拉松跑者的需求。

对于赛前体检，目前的国内马拉松赛事不外乎以下四种操作——

第一，不要求提供体检报告；

第二，报名时要求上传包括血压和心电图在内的体检报告，并等待审核。至于组织者如何审核，由谁审核，以什么标准审核，则不得而知；

第三，在领取号码布的现场提交体检报告，由相关人员进行审核。但我过去两年参加的此类赛事，都是由志愿者收取报告后即发放号码布，只核对姓名是否符合，并未对体检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核；

第四，现场体检，我参加过的赛事中只有拉萨半马采取这种措施，而且确实有参赛者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拒。我个人也经历过意大利的强制运动前筛查法令，2019 年的佛罗伦萨马拉松，我按照组委会要求，携带包括心电图和生化数据在内的国内体检报告前往领取号码布。但是由于体检报告只有中文，而且心电图上的名字也是中文，令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极其为难，他们说需要英文版的，我说我按照要求进行体检且携带报告，我无法再多做更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由我在体检报告上写了一段类似于免责声明的英文，才算拿到号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