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跑步到底安全吗？

身处“后真相时代”的我们，每天面对庞大的信息轰炸与“围猎”，通常是会感到茫然的，更何况，信息茧房与算法又会固化我们本已偏激的认知。

最近几年，运动猝死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每一篇文章也都会引用相关数据，并做出一些推断性甚至诱导性的结论。究竟如何辩证的认识跑步运动的风险？究竟谁更有可能在运动中出现心脏骤停？为什么体检是有必要性的？在回答这些事关生命健康问题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谨慎。

本文历经数个星期，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关于运动猝死的主要研究，并对心内科、运动医学、赛事医疗专家进行了咨询，试图帮助大家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跑步运动的风险，在进行这类的研究时，不仅要关注数据的结论，更要审视数据的来源，虽然不是严谨的学术文章，但还是会尽可能的标记所引用的出处，如果有兴趣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可以此文作为研究基础。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适当进行有氧运动对于健康大有裨益。近年来，主动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迈开腿”。长跑/马拉松这样的耐力性运动，虽然极具挑战，但由于相对简便，也深受各年龄段群众青睐。

2023 中国路跑赛事参赛总规模已经超过 600 万，在马拉松项目中，男性与女性跑者年龄分布在40-44 岁的群体是最多的，男性跑者中，成绩最快也是 40-44 岁这一年龄区间，中年人群仍然是跑马的主力军。如果站在国家的层面，评估跑马风险的时候，不能忽视年龄结构的特点。

运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一次体育高层论坛中，就有专家曾经提出，体育人口很多都是“不健康”人口，具体体现在两点，一类人是有病了才开始运动，另一类人是运动后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在中国的跑步人群中，很多人都有慢病，但这并不代表其运动的风险就一定高于健康人群。

有氧运动是心血管类、消化类甚至精神类疾病中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健康人群中，规律的有氧运动也是对抗现代不良生活方式有效手段。

但必须要承认，过度或不合时宜的跑步活动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运动性心脏骤停，尤其是心源性猝死（以下简称 SCD）的风险。尽管总体上这种风险极低，但年龄、运动强度、训练时长、基础病情况都会对意外的发生概率产生影响。

对现有国际国内运动性猝死，尤其是路跑赛事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根据世界田联数据，路跑赛事中心脏骤停的发生概率是八万分之一。有研究者收集了 2012-2016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的 30 例心脏骤停事件，平均年龄 34.4±10.3 岁，其中成功救回 13 例，尽早实施高质量的 CPR 并使用 AED 是成功复苏的关键。

实际上，跑步运动的猝死风险不容忽视，在全世界范围内，运动性猝死具有国家和运动项目的差异性。在美国，黑人男性运动员尤其是篮球运动员的 SCD 风险最高，在法国是田径和自行项目，英国是足球。德国的案例研究发现，运动性猝死最主要出现于“参与非高水平体育比赛或进行日常体育锻炼的中年男性群体，而跑步的猝死发生率仅次于足球。

同时，猝死风险也具有一定的年龄性差异，有学者统计了我国从 2007 年至 2016 年计 10 年期间 110 例大学生的运动猝死案例，其中超过 40% 发生于跑步类运动项目中。医学研究发现，在 ＜35 岁的人群中，猝死原因通常不明， ≥35 岁人群中最常见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在青少年群体中，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病和心肌炎是心源性猝死 SCD 的主要原因[1]。在跑马人群中，美国一项超过千万人次的研究证实，最常见的猝死原因是肥厚型心肌病。

2023 年，《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一篇研究对马拉松运动中的猝死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长期大强度耐力训练可能会导致心脏结构、功能和电生理改变，增加运动中心血管疾病发生概率；在马拉松比赛中，因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运动中心率、血压和心输出量大幅增加，出现心肌缺血、缺氧、氧化应激增加和炎症反应增强等是心血管系统诱发猝死的主要因素；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容易导致运动者出现电解质紊乱、中暑、失温等，是外部环境诱发猝死的主要因素。”[2]

由此可见，运动性猝死的诱因是多元的，既有身体器官层面的内因，也有运动强度和环境状况的外因。长期高强度耐力性运动可能会对心脏结构带来一定器质性的改变，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马拉松运动与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冠状动脉钙化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

马拉松跑者也并不需要过多担心，目前的运动医学已经证实，马拉松运动员与同龄和相同心血管风险因素的对照人群相比，马拉松运动员具有较低的冠状动脉斑块形成风险，马拉松运动总体的猝死风险依然是较低的[3]。但是对于不同的人群，风险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健康筛查就尤为重要。

在国际上，不论是专业的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mass sport）,赛前体检与健康筛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仅有着操作层面细致的技术标准，甚至很多国家还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只不过国内目前对此类信息的报道甚少。

意大利自 1982 年开始在法律中要求各类体育比赛的参与者在赛前必须进行运动前心血管筛查，至少包括一般体格检查、12 导联心电图和次极量运动实验，每年约有 600万人（总人口 10% ）参与了运动前心血管筛查。在 1979—2004 年间，接受筛查的青少年运动员的运动猝死年发生率降低了 89%，而没有接受心血管筛查的同龄人的运动猝死年发生率却没有显著变化[4]。

作为欧洲国家，意大利发挥了引领作用，2005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根据意大利多年总结的经验发布专家共识，推荐使用以 12 导联心电图为基础的欧洲运动前心血管筛查方案。有趣的是，与欧洲相反，美国最开始是反对将心电图作为赛前健康筛查的手段，2007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声明，坚持不将静息心电图纳入，理由是其对于预测猝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高。

但是，随着心电图解读相关研究的深化，心电图的假阳性率逐渐降低。实证研究的不断丰富，为心电图预测猝死的有效性提供了大量的依据，2017 年美国运动医学会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心电图的确能够提高心源性猝死的筛查[5]。也是在这一年，来自全世界的医学专家共同发布了运动前心血管筛查专家共识和心电图解读的专家共识，对心血管筛查的工具、流程、解读方法都进行了明确。

我国从 2000 年开始率先在竞技体育领域建立运动性猝死三级预防体系，主要面向国家队运动员，建立健康档案并定期体检，将心电图和超声心动检查异常的运动员列入监测对象，调整运动强度与训练周期，避免进入危险阶段。即便是专业的运动员，都有相当多比例的先天性结构异常心脏病，更何况是大众群体，对于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风险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2022 年，我国心血管专家也发布了《运动相关心血管事件风险的评估与监测中国专家共识》，认为对于刚刚参加运动训练、准备提升运动等级或存在心血管基础危险因素的人群，在运动前进行医学评估与分层尤为重要。

实际上，每个人的运动风险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分析诸多变量。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一个拥有 10 年跑龄的破三大神，其运动风险就一定比一个跑步小白更低。历史的完赛成绩能够反映运动员竞技水平，但并不能反映身体的生理状态。

总结一下，运动前心血管筛查的必要性与意义，医学层面已经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今天应该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做的更好。

在比赛前进行体检，将报告交给赛事组委会审核，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手段。体检并不是为了百分百杜绝猝死的发生，而是最大限度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在马拉松赛场中心脏骤停倒地后没能够救回的选手，普遍都有心脑血管病史，主要包括冠心病、心肌病、高血压、猝死遗传基因等方面，但凡在赛前进行过一些基础体检，情况都会不一样。体检不是目的，目的是选手自身能够科学认识自己的身体。

以前很多赛事并不要求组委会审核体检报告，只是倡议选手进行身体检查，每年还是会有很多选手自己检查出问题，主动退赛。因此，树立自身的健康意识，才是根本目的。

客观来讲，一场赛事，组委会对几万份体检报告审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现在技术手段如此发达，作假成本很低，但毕竟“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些问题并不能否认整体上的积极意义。

从国家战略层面，体医融合是大势所趋，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健康预防手段，也是很多慢性疾病的治疗手段。目前，我国城乡区域间医疗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对于心血管风险评估的水平与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还不像欧洲国家一样，让家庭医生来签字证明参赛者适宜参赛。

不同的医疗体系，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健康筛查模式，赛事组委会审核体检报告，是符合国情的操作方法，只不过受制于城市医疗资源与水平的差异，审核的能力与经验有所不同。

降低赛事中的意外发生概率只是第一步，真正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是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中，完善不同人群的运动健康监测与预防标准，并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经济高效的筛查与治疗体系，如果未来医院都能够给运动人群做有针对的心血管风险评估，并根据患者的情况开具“运动处方”，实现从“能不能运动”，到“怎么能运动”，体育与医疗的深度融合才真正实现。

不管体检的项目是什么，体检的目的是了解赛前自身的身体状态，而不是告诉你参加比赛会不会猝死，从组委会的角度，虽然只能筛查的是明显不符合要求的选手，但更重要的是，让选手知道自身的运动风险。

你会愿意接受赛前提交体检报告吗？